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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花瑤“討僚皈”——說說隆回花瑤的歷史(三)

        添加時間:2018-01-11 17:48:48 來源:寶慶府 瀏覽: 評論數: 參與量: 收藏本文

          千年花瑤“討僚皈”

          ——說說隆回花瑤的歷史(三)

          林子

          《雪峰瑤族昭文》是晚清瑤族秀才記述本民族口述史的文本,所以出現時間、地點等的誤差,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應將《雪峰瑤族昭文》與官修史志資料結合一起來看花瑤的歷史。

          自明清以來,花瑤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花瑤與官府抗爭,爭取自己生存權益與生存發展空間的歷史。明清兩代,中央政府在治理湖南少數民族地區時,逐漸調整控制與管理方式。

          從純粹的鎮壓逐漸過渡到安撫教化,到清中期,開始強化儒學教育、鼓勵少數民族參與科舉考試,有效地增強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穩定、民族融合與政治認同。隆回花瑤地區也隨著明清兩代中央政府治理花瑤地區的策略轉變,儒家文化極為深遠地影響到了花瑤民族的政治、族群與文化。

          據花瑤內部流傳的手抄本歷史資料《雪峰瑤族詔文》的記載,花瑤先民其所經歷的不斷遷徙的歷程,不僅體現出其“性喜遷徙”、“富有移動性”的山地民族特征,更體現出他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極其艱難,加之與外部政權、不同族群之間處于接連不斷的沖突與戰爭,導致花瑤的生存空間不斷萎縮,從而被迫遷徙。

          面對這一地區的復雜情況,明清兩代的中央政權在進行治理與管控時,采取了許多并不相同的策略,并通過不斷強化儒家文化的滲透與示范效應,有效地增強了這一地區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與社會穩定。

          從明隆慶《寶慶府志》中可以看到,明代寶慶府地方防御體系,主要以瑤苗二族為重點防范的對象,該府志中所涉及的諸多武將的簡單傳記,其功勛卓著者往往與彈壓苗瑤之間的戰爭相關。

          明代以來所形成的這樣一種中央政府與少數民族相對抗的狀態,也集中地體現在了花瑤所居住的地區,如清同治年間編撰的《溆浦縣志》“兵防”中,在列舉了宋以來瑤族人的反叛,以及與外族人之間的諸多戰爭后,直接提出了如下論斷:“《陶志》以瑤防、兵防分為二,以溆之宜防者莫如瑤也。”從而將“瑤防”的概念從兵防之中單獨提出來,并將其作為主要的防衛對象。

          不過,即使在雙方對抗相當明顯的明代,在這一更為宏大與明顯的族群間的抗爭史之外,依然存在著另外一條更為隱蔽也更為細微的族群間關系演進史,那就是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所發生的或民間、或官方的交往與互動。

          雖然明代湖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沖突與對抗仍然時有發生,但中央政府對于這一地域的控制日漸強勢、成熟,漢族人也從人數、地理范圍上,占據了絕對的優勢。以此為背景,瑤漢民間的交往與互動,也開始出現了不一樣的發展趨勢與格局。

          清道光《寶慶府志》“卷百二十四 任俠”就記載了這樣一位在明代時就定居瑤地,并教化瑤民的奇人:

          “蕭元輝,武岡人,豪邁有干略。……先是,小坪多瑤僮種類,鳥言卉服,斑斕侏離,自漢唐以來,更居化外,或 勸元輝當擇地而蹈。元輝日:是亦人類也,乃不可共處耶?日率其弟元隆元喜,勸諭瑤人開墾種植樹藝,兼為講說禮義仁讓,使知父子之親,夫婦之別,睦姻任恤之誼。又使其子弟教瑤民子弟讀書識字?,幟駱分?,漸知向化。”

          這是一篇很顯然站在漢族人的立場所撰寫的人物傳記,將漢與瑤二者進行了明確的對立。

          一方面,從心態上強調漢地優于瑤地,故而當漢族人遷徙時,要“擇地而蹈”,遠離瑤地;

          另一方面,從種族上強調漢族人優于瑤族人,故而會有“是亦人類也,乃不可共處耶”的自我辯護,換言之,在當時很多漢族人的心里,瑤民與漢民并不是一類人;

          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就是強調漢文化優于瑤文化,故而當以漢文化教化瑤民時,“瑤民樂之,漸知向化”,這樣一種強調從文化上教化并改造瑤族人的思路,事實上也是居于強勢地位的漢族人一直期望做到的事情。

          在明代這位奇人或是與他類似的人這里,只是開了一個頭而已。除了蕭元輝這樣的奇人之外,明清兩代的中央政府,為了有效控制并同化瑤族人,同樣采取了多種方式,也付出了諸多努力。

          其中,通過有效分化瑤民,在瑤民中培植更為親近中央政府與漢族人的所謂“熟瑤”,以此來鉗制甚至控制其他瑤民,從而形成新的被中央政府所掌控的瑤漢間關系的方式,無疑是所有策略的重中之重。

          明代中央政府的相關做法,在清道光《重輯新寧縣志》“卷十五 苗瑤”中就有如下描述: “(明)景泰辛未,知縣唐榮奏徙縣治招撫城步瑤人,給田世住,分為八峒,把守各隘瑤路,號為熟瑤。擇峒丁有能干者,縣給帖,命為峒長,俾自約束。沿至皇清,相安無事,每年納本色糧無差。”這樣一種通過在瑤民中尋找并培養更為親近漢文化與中央政權,并以此鉗制甚至管轄其他瑤民的做法與努力,并不是明代君臣所創,而是從南宋時就已經開始實施了。

          從清同治《武岡州志》“卷五十三 峒蠻志”中的記載中可以看到,早在南宋嘉泰三年,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趙彥勵就在上書中提出了“以蠻民治蠻民,策之上也”的說法,其建議也獲得了當時皇帝與朝廷的采納。

          此后,這樣一種通過給予更為現實的政治特權與經濟好處等方式以培養更為親近中央政權與漢族文化的“熟瑤”,實現鉗制、管轄不服教化、遠離漢族中心的“生瑤”的政治性努力,成為歷代中央政府治理少數民族地區的主要策略之一。

          除了上述“分而治之”的策略之外,到清代中期,中央政府還做出了更為務實與可行的制度性努力,通過鼓勵少數民族學習儒家文化,參與科舉考試,實現了將瑤族精英們吸納到政府體制之中的目標,這樣的做法無疑在更大的程度上增強了對中央政權的政治認同感。

          清道光《重輯新寧縣志》“卷十五 苗瑤”中稱:“(清)瑤編能讀書通文理者,應試歲科,取進二名,名瑤生。雍正十年更名新生。設義學兩所,……聲教日開,學額遞增三名,應試者幾百人。”

          此外,清同治《武岡州志》“卷五十三 峒蠻志”中也對這一狀況進行了描述:“我朝聲教四訖,瑤童得與考試,給衣衿,其歲考所取 瑤生,仍與生監,一例鄉試。”

          而關于瑤族學生的稱謂問題,清同治《溆浦縣志》中也進行了辨析,在清乾隆二 十一年之前,有所謂“瑤生”、“瑤童”、“瑤學”等稱謂。

          此后,依照黔(貴州)省的規矩分別改為“新生”、“新童”、“新學”。清初以來所進行的這樣一種加強對瑤族地區的文化、教育的普及力度,鼓勵他們參加科舉考試,且單獨為瑤族人留下功名名額的做法與努力,無疑為他們改變自身生存狀態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機會與 可能,也從更為長遠的角度上重塑了瑤漢之間關系的整體格局。

          花瑤人逐漸進入到漢族人的政治體制、日 常生活、思維方式之中,開始像漢族人一樣處理日常事務,如乾隆五十年《續增城步縣志》“卷一 民俗”中復者,今則控訴待質矣。士彬雅,農克勤,諱蠻之名而處漢之實。其風俗不大徑庭也。”

          通過歷代政府的不懈努力,到清中晚期,中央政府與漢族人對于瑤民的教化與同化努力,獲得了全新的進展與成就,而此時的瑤漢關系,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格局之中。

          清道光《重輯新寧縣志》“卷十五”中,對這一新的瑤漢之間狀況進行了如下描述:“新寧峒瑤屬寧者為熟瑤,屬他邑者為生瑤。……(至清中期)向之目為瑤者,群恥其號,人情風俗,悉與縣同,所謂民瑤是也。”根據瑤民與漢民之間差異程度的遞減, 關于“瑤”的稱謂,也被進一步區分成為了“生瑤”、“熟瑤”、“民瑤”,越往后,瑤漢之間的差異越少,漢族人對于瑤族人的教化與同化策略就越成功。

          類似的情況也見于武岡等地,清同治《武岡州志》“卷五十三 志”中也對“瑤”進行了如下區分:“有山瑤、民瑤之分,民瑤與夏人雜居,服食居處冠婚喪祭,具與民同。……其山瑤則言語不通,嗜好居處與巴渝同俗。”

          此處所謂“民瑤”與“山瑤”的區分,同樣是建立在瑤民與漢民之 間相似程度的基礎之上的。

          可見,到清代中晚期,“民瑤”已經不僅從語言、文字、習俗、經濟、生活等各個方面都與漢民相差無幾,此即《武岡州志》所謂“具于民同”;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在對待自我族群特征的心態上,也發生了極大的變 化,更是出現了《重輯新寧縣志》所謂“向之目為瑤者,群恥其號”的奇特現象。

          換言之,此時的“民瑤”對于自己所屬的“瑤”的族性,已經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厭惡與自我反感的心態。

          這也充分反映出清代通過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儒家教育、鼓勵科舉考試,在實現民族融合與民族同化方面,所取得的明顯效果。

        本文編輯:鐵打的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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